作为2008年最后一次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峰会———华盛顿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峰会，不仅具有年终对全球联合抵御金融危机进行盘点和检视的意义，而且与会20国集团领袖在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的《峰会宣言》，还重点描述了未来共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方向与策略。因此，华盛顿金融峰会的落幕之时就是未来全球抗击金融危机行动新阶段的开始之日
在一个金融资源配置跨国化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宽大背景之中，任何一国力量相对于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而言都是杯水车薪，而且任何明哲保身和隔岸观火的消极行为都只能加剧自己遭受金融危机侵袭的危险程度。也正是如此，刚刚在华盛顿落幕的G20全球峰会发表《峰会宣言》呼吁：“在金融市场已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监管当局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无疑，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欧美之间还是亚欧之间，彼此谋求金融合作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从目前来看，真正落实到行动中的合作举措还相当之少，而且效果也不甚理想。不过，相对于20国集团（G20）而言，谋求合作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而且可能会产生超出预期的效果。毕竟，作为一个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庞大阵营，G20囊括了全球90%的经济总量和绝对份额的外汇储备资源。
反危机中的携手与合作按照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并未发生好转和许多经济板块出现衰退的严峻形势分析，来自于G20未来合作的政策力度势必进一步加强，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同步性放松货币政策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对于虚拟和实体经济的深度伤害，G20（除俄罗斯和巴西之外）已在之前两次联合降低利率，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未来他们还可能选择联手多次同步降息，且降息的幅度将随着宏观经济的变动态势而调整。
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性支持一方面，美欧之间以及美欧与其他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国家之间，会通过货币掉期等工具彼此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美国可能通过扩大发行国债的方法从其他国家获得流动性，而新兴市场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还可能进一步认购美国国债。不仅如此，由于目前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达4.4万亿美元，而IMF现在可用的资金不过2570亿美元，急需外部资金的发达国家对这部分流动性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
区域性金融深度合作G20之间展开的国际性合作并不排除区域性的深度合作，而且后者对于前者具有推动和加强作用。也就在华盛顿金融峰会期间，中、日、韩三国财长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并达成了一致性协议，同意扩大三国间双边货币互换规模，只要经验许可，这一政策效果可能向“3+10（东盟10国）”和更大范围内扩展。
脆弱部位的风险防范与拯救尽管发展中国家受限于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而避免了欧美等国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伤害，但是危机的传染性客观上已经使这些脆弱的经济体遭遇到了冲击。据世界银行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中国家借债的平均利率与发达国家借债利率之差从2%攀升至8%，而且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和私人资本出现了大幅下滑。资料表明，2007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1.1万亿美元，而2008年该数字预计将降至8000亿美元。更加可怕的是，原先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如今已经开始大规模地撤离。诸如此类的结果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和风险的放大。正是如此，《峰会宣言》呼吁“必须防止经济上相对脆弱的国家出现新的崩溃”，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金融市场的预警与监管市场参与者贪婪地追逐着高额收益并失去相应的责任，管理层面错误地认为金融创新必然带来高效率从而放松风险评估和严格监管，是华盛顿金融峰会对金融危机主要原因的深刻检讨。痛定思痛，全力纠正全球金融市场监管缺位并强化预警效能成为峰会宣言最为精彩的内容。
不过，除了一国之内作用于金融市场的监管理念和政策日渐式微之外，国际范围中相关的监管体系和支撑力量也是捉襟见肘。
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BIS旗下的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等组织。而针对所有的向金融系统注入资本和流动性的操作都只能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事实，无论是IMF还是BIS都没有能力施与监管，与此同时，在单独的国家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各种金融欺诈和违规现象由此发生。对此，交出了昂贵学费的全球管理层不会漠然视之，而对于金融市场监管的政策组合拳所打出的力度和频率可能超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第一，建立预警机制。除了IMF和世界银行将合力发挥“预警”功能之外，华盛顿金融峰会倡议成立一个“金融者学会”，集中全球金融监管专业人士，共同“扫描”全球性金融巨头的行为，及时发现高风险金融活动。
第二，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化和可靠性。首先是设立有效和协调一致的会计准则；其次是建立规范复杂的金融服务产品和完善的公司财务报告制度，以“甄别”类似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危险投资品；再次是强化信用评级制度。对于复杂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采取与传统评级不同的衡量标准，同时确保评级机构能够给投资者提供合适的信息。
第三，增强IMF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能。主要是扩大IMF的职责范围，让其承担起对金融交易审查的责任。
第四，制定全球通行的金融监管标准。2008年《财富》全球67家大银行的资产额约3.8万亿美元，业务网点遍及全球，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重在总部监管，而海外分支机构监管缺位。为此，G20峰会倡议建立对全球最大的30家金融企业实施跨国监管的统一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性的金融市场监管并不排斥国家性或区域性的金融监管，相反任何新的金融机构监管体系都应该建立在运作良好的国家以及区域机构的网络之上，因为后者更有动力保护本国经济和避免经济波动。不仅如此，金融监管应当以不否认市场竞争为前提，更不能以监管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即任何形式的金融监管都应该建立在不破坏合规性市场效率的基础之上。
IMF票权的分解与重配从欧盟到中国，从巴西到俄罗斯，参加华盛顿峰会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的要求，而且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也郑重作出了推动IMF改革的承诺。不难推断，围绕着IMF改革的国际金融体系重构将从此拉开序幕。
投票权的分配特别是基础投票权配置的非对称性是IMF留给外界的最大诟病。按照规定，IMF除了按成员国贡献的基金份额多少分配投票权之外，还为每个国家分配了等量的基础投票权。但从基金成立至今，基金投票权的总量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从当年的11.3%下降到如今2.l％，一国一票的原则己经彻底让位于一美元一票的原则。不仅如此，作为IMF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至今未能在机构治理框架中得到应有的承认。目前，美国、欧盟、日本在IMF中的基金投票权份额分别为17.1%、32.4%和6.1%，而中国和印度分别为3.7%和1.9%。中国作为第四大经济体，权重低于德国的6%、法国的4.9%和英国的4.9%。发达国家在两机构投票权分配上占绝对优势。更有甚者，IMF还规定在18项最重大的事务上要求85％有效多数通过，这实际上赋予了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否决权；在另外21项重大事务上要求70%的有效多数通过，也赋予了5个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否决权。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自然就成为了决策过程的看客。因此，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键就是对其投票权进行重新分解和配置。
责任与权利从来就具有对等性。当发达国家如今为缓解信贷紧缩压力而向中国等国伸出救助之手时，IMF权利的重新分配就具备了客观而合法的基础。不过，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是，推动IMF变革的最强大力量似乎来自于发达国家自身。
欧盟是企图颠覆IMF权利结构的急先锋，甚至在峰会期间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将自己的部分投票权转让给中国。不过，欧盟的真正目的则在于先声夺人。在欧盟看来，与其让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领导下“揭竿而起”，将国际金融体系推翻，不如自己顺势而为，以“改革者”的姿态将变革的主导权牢牢抓在手中。
欧盟的“高姿态”也迫使美国作出了积极表态。一方面，美国急需以出让投票权换取资金的使用权；另一方面，即便是美国减少了一些投票权份额，但仍然不会威胁到其在IMF中的最后否决权。美国目前只是试图利用改革IMF体系的时机争取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无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取得IMF大家庭中有实质性的话语权也许尚需时日，但我们并不能否认这场金融危机所引致的IMF权利改革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转折性意义：在欧盟挑战性声音日渐凌厉和美国主导权日显式微的背景中，新兴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一个以美国、欧盟和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的全球三角关系正逐渐清晰化。
（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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